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無產階級政黨以及指導無產階級政黨開展革命斗爭的過程中，始終強調紀律的重要性。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具有嚴格的紀律是無產階級政黨存在并贏得勝利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證。1848年1月，在《憲章運動（支持全民請愿書群眾大會）》中，恩格斯轉述了憲章派代表人物關于紀律的比喻，“我們也加強我們的‘國防’：心中的大無畏精神，自己隊伍中的紀律，行動中的一致！”恩格斯非常贊同這一說法，指出紀律和國防一樣，可攻堅克難、化險為夷。1861年4月，恩格斯在《布萊頓和溫伯耳登》一文中，引用英國上校麥克默多的演說，指出面對強敵、遇到極大挑戰時，隊伍內部會出現不穩定的情緒，要想克服不利局面，“只有靠紀律”才能使“一切作為一個整體來行動”。
認識到紀律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章程的制定以及通過黨的章程對黨員形成紀律約束。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制定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明確規定盟員“承認共產主義”“不得參加任何反共產主義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團體并且必須把參加某團體的情況報告有關的領導機關”“必須獲得一致通過，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等條文，從政治、組織、工作等方面對各級組織和盟員提出了紀律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強調，黨的紀律必須得到不折不扣執行。如《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規定，“每個分部有權根據當地條件和本國法律的特點擬定自己的條例和章程，但其內容不得與共同章程和條例有任何抵觸”，要求各級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毫無例外地遵守黨的紀律，反對任何團體和個人“拒絕承認代表大會決議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條例所規定的義務”。
關于嚴守黨的紀律，馬克思恩格斯不僅作了理論上的論述，還親自參與了實踐斗爭。1879年，凱澤爾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唯一代表，投票贊成黨綱明確要求加以廢除的間接稅。社會民主黨人希爾施指出其行為嚴重違背了黨的紀律，但社會民主黨的一些領導人卻為凱澤爾開脫。馬克思恩格斯就此事件寫下《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指出凱澤爾“踐踏了黨的策略的確定不移的首要基本準則”，肯定了希爾施同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作斗爭“挽回了黨的名譽”，并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包庇凱澤爾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折不扣執行紀律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先鋒隊覺悟和共同的革命理想基礎上的自覺行動。恩格斯指出，紀律“是指成了習慣的團結一致，即旨在實現一定目的的那種精神和肉體的結合”。他認為，紀律是由外在約束內化為自覺遵守的內在服從，是組織內全體成員基于共同奮斗目標指引下思想和行動的高度一致。1887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作的序言中，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積極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細節上可以因環境的改變和黨本身的發展而改動，但是在每一個時期都必須為全黨所贊同”。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高度重視革命隊伍的紀律執行力問題。列寧認為，在捍衛和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斗爭中，僅靠“高呼‘烏拉’是不能打敗德國強盜的”，只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軍隊”，即一支無論處于何種境地都能嚴守紀律的軍隊，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才能戰勝帝國主義。1920年，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總結布爾什維克黨的斗爭經驗，指出“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而要實現“真正鐵的”“極嚴格的”紀律，沒有對紀律的嚴格遵守、嚴格執行是絕不可能的。
一百多年來，嚴明的紀律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標志。中國共產黨發揚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建設的優良傳統，始終堅持紀律立黨、紀律興黨、紀律強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反復證明，什么時候黨的紀律和規矩得到充分尊重和嚴格執行，黨的團結統一就有保證，我們的事業就興旺發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定了紀律、立了規矩，是要遵照執行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紀律執行力對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意義，通過開展黨內集中教育、發揮各級黨組織的執紀作用、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嚴肅查處各類違規違紀違法案件等，使黨的紀律成為真正帶電的高壓線，有效增強了紀律的執行力。我們通過三次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將紀律建設的最新成果以黨規黨紀的形式固定下來，提升了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和紀律意識，使全黨形成遵規守紀的高度自覺。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馬克思主義黨紀觀的中國化、時代化發展，也是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注腳。（轉自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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